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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遇与挑战|澎湃海报周选(2020.7.27-8.2)

京城深夜食堂重现“烟火气”

时间:2020-11-29 24:54 浏览量:333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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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“文物人”与“人文物”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、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苏柏玉为“老北京”常人春、常寿春兄弟做的口述采访记录。常氏兄弟是旗人后裔,常人春先生是著名的北京史专家、民俗专家。作为最后一代亲眼见证了这个大嬗变时代的人,他们的口述记录为我们保留了殊为可贵的民众记忆。文本节选自常寿春先生的口述采访。定宜庄和常寿春在饭馆交谈 旗人的规矩 苏:您家里面满族风俗是不是还保留得比较多? 常:有。满族人刚入关的时候无非是一种游牧性的,不会很讲究,只有上层的一些个人讲究,真正的普通人没什么讲究。但逐渐地,毕竟变成一个统治民族了,慢慢就高档了。…… 满族人啊,早上起来,打扫庭除这一套,倒是整规矩的。第一收拾屋子,知道鸡毛掸子吗?把高处的东西都掸了,什么胆瓶啊,架几案啊,都不擦,就是掸。因为这些东西不脏,也不是用来摆饭的。扫地是肯定得干的,然后刷茶碗,坐水沏茶,这是每天的功课。收拾完了,喝茶吃点心。吃,得应时当令,讲究节气。那时候不讲究吃油饼儿喝老豆腐啊,那档次低。当然后来穷了也那样了。[笑] 我们那时间规矩也大,放学了,到爷爷奶奶那儿鞠躬去。这必须得先是他们。然后再往下,按着辈排,到八奶奶那儿就:“bāi!”,[笑]管她叫“bāi!”,她“哎!”还答应得挺好,高兴着呢!有时候她接我们一块回来,就不叫了,如果她不接,我们就叫“bāi!”,这随便就看出规矩来了。 说站在门槛子上,这不行。说坐在门槛上吃饭、坐在台阶儿上吃饭,那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吃饭就得坐好了,筷子得放得好好的,盆儿碗儿那什么上都是规规矩矩的,很讲究,而且都得放一致的。比如,吃炸酱面是最简单的了,中间一碗炸酱,醋瓶子蒜罐子不许往上摆。醋得倒出来,醋是醋碗,酱是酱碗。作料盘都得一边大,一个样的,一水儿的,放好了。筷子放齐了,人坐好喽。不能说把面条端上来,大伙儿捞吧!那是不允许的。外头捞吧捞吧,端进来,全摆好了,再吃。吃不言睡不语,不要唠唠叨叨,我们小孩说一两句,倒是不管,说多了就不行了。我奶奶有时候管得也挺严的。尤其像我这没心少肺的,有时候也不招待见。那时候生活也苦了,我记得在鼓楼大街那儿,我这一边吃,嘴里还嚼着呢,一边就说:“妈妈,咱们晚上吃什么?”我奶奶说:“你先把这口咽喽!”[众人笑]不爱听了,怎么?中午还没吃完呢!还晚上吃什么。说明管得还是非常严的,不允许中午饭没吃完呢,先问晚上吃什么。那时候还不是肚子亏、馋,所以想晚上吃什么好一点的,是那个意思。规矩大,说话,必须说“您”;给人倒茶,放茶壶,不能茶壶嘴儿冲着人家。茶壶嘴儿冲里而不冲外,如果里边还坐着人,那也绝对不允许冲,就冲着你自己,这是必须这样的。 定:这个我小时候家里都教过,拿剪子,[比画]不能拿剪子尖给人家,拿剪子要这么拿[比画],把剪子把儿递给人家,刀把儿也是倒着的,连我们家都教这个。 常:刀递给人家的话呢,必须手捏着刀背。你又不能攥着刀刃那头,你也不能这样攥着刀尖那头。是横着这样的[比画],把儿递给人家,很有讲究,都是这样的。 定:其实这都是对的。 常:不允许端着碗满世界转,门儿都没有!吃饭就得桌上,绝对在桌上吃饭。就是穷到连饭桌都那么回事了,也是在桌上吃。不允许说坐在门槛上就吃了,说上院子拿一板凳,自己吃去,不行的。仍然那个旗人的架子没倒。 定:旗人的规矩还在。 常:实际上,旗人的规矩很多。但是,我认为一个人应当有一定的规矩,如果什么规矩都没有,这就不成方圆了。 定:也得有一个对别人的尊重,对吧? 常:要不然你一点条理性都没有,弄得乱七八糟,那怎么能行呢。 定:胡来,现在。 常:所以到现在,我们吃饭,还是愿意把它摆好了,不能随随便便就瞎放。我们家的碗,虽然是很糙的瓷碗,但是都用一样的,不能乱七八糟,摆得跟古玩铺似的,没有成对儿的,不能这样。 还有,我们家从来不逛天桥。天桥那地儿是下九流待的,不是正经人待的地方,都不能去。 苏:逛也不能逛? 常:不能逛,那里头胡说八道,说的都是脏话、荤话,学不了好。我第一次到天桥是1953年的“六一”儿童节,那时候坐电车不花钱,我们几个人去动物园玩儿去,在西直门上车,一路到的天桥。 家人的打扮 常:咱们再从衣食住行几方面说吧!原来呢,(满汉)穿衣服不一样,满族人穿长袍马褂,女的梳两把儿头。 苏:民国还这样吗? 常:不,民国时候没有梳两把儿头的了。 苏:满汉是不是就分不太出来了? 常:逐渐就满汉同化了,满族人不吃香了,自动就放弃了。清末时候,街上梳两把儿头就很少了。 苏:特别好奇您奶奶那时候的装束是什么样的。 常:我奶奶那时候年轻,梳着大两把儿头照的相有好多呢!可惜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时候把照片都烧掉了。到民国时候服装就不一样了,新发明的,[比画]这儿大宽袖口,短一点,这儿镶的绦子边儿;这地儿是元宝领,大领,新式服装。你看宋庆龄那相片,“五四运动”游行时女学生的照片,满族人也开始穿得半汉化的,就合并了。旗袍也逐渐变成西式、欧式的,过去旗袍不能掐腰儿,哪儿有像现在,收收收。那时候旗袍是直筒下来,没有说还带三围的。 我奶奶冬天是穿长的驼绒大棉袄。出门有斗篷,黑缎子狐脊的。夏天穿夏布大褂,短的,大襟儿,一身白,脚底总是黑缎子鞋,那很讲究,一般人穿不起。夏布是一种麻,凉快。我妈的斗篷质量就差了,也是黑缎子,但是“烙铁印儿”,一块块拼的。我妈还有洋式的长毛绒大衣,带手揣子,手揣子下头还有个包,有拉锁,里头搁点钱、化妆品,很时髦的东西。夏天我妈在家里穿竹布大褂,月白色的;出门就是绸子旗袍,还有绲缎旗袍,绣的大枫叶,绛紫色;还有湖绉的墨绿色旗袍、白缎子暗绣旗袍。 我爷爷在家里头穿什么?银鼠的皮坎肩儿,正中间吊白羊脂玉的胡儿梳,上边还带珊瑚。冬天多少讲究一点,长皮袄,大襟儿,外面是宝蓝缎子,带万字儿的川绣。最高级的羊皮袄是“口皮鹰爪”,里头的羊毛俗称“萝卜丝儿”,就一寸那么长,像擦的萝卜丝儿那么细,毛贴着里头穿,外头是缎子面儿。再有就是“小麦穗儿”“大麦穗儿”,此外还有寒羊、滩羊、胎羊的。胎羊是在母羊怀胎的时候,就把小羊拿出来,那个皮很薄,毛很短。家里都有,我都见过。再往下说就不够品了,就是普通皮袄。老羊皮是拉骆驼那劳动人民穿的。我爷爷再穿就是水獭领子礼服呢大衣,里头是“二毛剪茬”的。夏天穿串绸的衣服,有米色的,也有浅灰色的。 我父亲穿得洋气,夏天是巴拿马草帽,串绸的大褂,底下西服裤子,尖皮鞋。[比画]有的时候这儿带个银表链儿怀表,手上戴金戒指,俩。有的时候穿中式的,对襟儿纽襻儿,脚底是礼服呢皮底皮鞋,白丝线袜子,戴着墨镜。冷天是礼帽,水獭领子青呢子大衣,里头是西服,毛料儿的,裤线倍儿挺!脚底下皮鞋。我父亲几乎没穿过棉鞋,他是现代派。反正出门就坐车,无所谓。有时候这儿还插一管钢笔,或者是一个徽章[比画],但我父亲很少戴徽章。 1950年,我们搬到顺城街的时候,我奶奶穿的是蓝布大褂,长袖,大襟儿,到脚面上头一点,那是岁数比较大的旗人女性穿着,街上很随便就看着了。我爷爷夏天穿漂白布的中式对褂,脚底是千层底儿便鞋。冬天穿的是宝蓝的大皮袄,里子是“大麦穗儿”的。派出所有个警察叫孟昭君,还跟我爷爷说:“哟!老大爷!您这大皮袄真不错!”[笑]其实那都是卖剩下的。那时候还有缎子棉袄、棉裤。鞋是大云字头的“老头乐”,还有“毡趿拉”,就是毡鞋。北京有没有穿“乌拉”(据常先生解释,“乌拉”是东北的一种鞋,用牛皮制成,里面放入乌拉草,保暖抗寒的效果很好)的?有。什刹海这边儿打冰,那时间没有雨鞋,就穿“皮乌拉”,里头絮的是稻草,底下是毡垫儿,开冰用,湿了也不怕。我母亲穿的是花布旗袍,短袖高领,白底小碎花,到磕膝盖这儿;但那也不是当时做的,也是四几年做的了。我父亲当时还能穿夹克,羊皮里儿,小皮领;底下是棉毛裤,西服裤子。到1951年就不行了,他折进去了。[笑] 我最心疼的是什么呢?那时间还没有我哥哥呢,就是我爸、我妈、我爷爷、我奶奶四口在旧鼓楼大街院子里照的一张相片。民国十八年(1929),院子里铺了家里头最好的一条大地毯,是大龙的,上头摆了四把椅子,人坐在那儿,中间是我爷爷我奶奶,我奶奶这边是我妈,我爷爷那头是我爸。这张照片是地安门大街那儿光丽照相馆的前身给照的。 定:什么照相馆? 常:光丽照相馆。光明的“光”,美丽的“丽”,光丽照相馆。那个相片那么大[比画],上头还带热压的花儿,非常清楚。我妈穿的是白缎子旗袍,底下是肉色丝线袜子,皮底的白色缎子绣花鞋。我奶奶呢,穿的是一件大团绣,万字不到头的银灰色旗袍。我爷爷我爸爸戴的都是礼帽,我爷爷穿的是黑马褂,水獭领礼服呢大衣。我父亲那时候穿的,好像外头还是马褂,下面是驼绒袍。我最欣赏这张照片,从新疆回来,问:“妈妈咱那照片呢?”我妈说给烧了,我说:“唉,您怎么把这个给烧了?”她说:“那大龙指不定要了咱命呢!”当时的照片也没有底版。 定:那太可惜了。《“文物人”与“人文物”:常人春、常寿春兄弟口述》,定宜庄、苏柏玉著,北京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窑调,小曲儿和流行歌曲 常:有人说《探清水河》这类的是窑调,其实不是。好些民间小曲儿无非就是讲个故事。这个事据说是发生在京西蓝靛厂,我给你唱两句吧![唱] 桃叶儿那尖上尖,柳叶儿就遮满了天,在其位的这个明公,细听我来言哪。我表的一段的故事是多么地惨啊,在京西蓝靛厂,有一个宋老三咦嗨哟。提起那宋老三,两口子卖大烟,一辈子无有儿,生了个女婵娟哪。女儿呦,年长二八的一十六啊,名字儿叫大莲哎咦儿哟——身量儿也不高诶,大姐儿多么苗条,柳叶眉,那个杏核眼,配上那个杨柳腰诶,谁家的闺女她长得了这么好啊…… 就这东西,它有什么啊!什么是窑调?咱们唱一小段,当然这都是前清民国过来的啊,绝对不是现在的。[唱]“今天晚上我不叫,你走吧哟!”“我瞅见了你我就懒得了走吧,我揪着你的胳臂我拉着你的手吧,搂你的腰儿我搂一搂啊,亲你的脖子我撇上一口吧,小心肝儿……”这是窑调!现在你能找一个人唱出来我见了鬼![笑]这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。 苏:[笑]挺好玩儿的。 常:赶明儿等我上了八宝山也就没了。[笑]我觉得人什么都应该知道点儿,不能什么什么都混在一起,得分得开。不能说只有土匪唱《探清水河》。 过去这类的歌儿,哪儿还有啊!…… 过去有好些这个调儿,要现在再找,很难找出来了。谱子究竟是几分之几,什么调啊,都不知道了。就这里边,[翻书,唱《五月的风》《疯狂世界》《夫妻相骂》《三轮车上的小姐》《可爱的早晨》《讨厌的早晨》等歌曲]这点儿歌我都会唱。家里头原来有留声机,美国大使馆朗德威给的,挺好的,要不我们怎么会唱那么多流行歌曲呢!那时候条件毕竟好,哪家有留声机啊!一百家一千家里也不敢说有一个。而且你还得买得起唱片,家里唱片那么一大摞[比画],百代公司的唱片有的是。后来让我给拿着唱针儿划着玩儿,顺着那纹儿磨,给弄坏了。还有一些个曲艺的,主要就各种大鼓,什么单弦啊,京韵大鼓啊,乐亭大鼓啊,西河大鼓啊,梅花大鼓啊……这类东西。家里还有收音机,我们天天听。 钱一天天地毛了 苏:以前的平民,他知道鲁迅啊,梁启超这些人吗? 常:不知道。可能还知道梁启超,因为他有一个变法,很有名。毕竟谭嗣同被砍在菜市口了,好些人知道。不会知道鲁迅的,平民毕竟不是文人。 苏:那平民对这些军阀还是比较熟悉的吧? 常:哎,就知道这些军阀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们影响着北京的形势,甚至说左右吧。 苏:军阀干什么,平民都知道吗? 常:往往也是一知半解,道听途说的多。比较知道的像冯玉祥啊,吴佩孚啊,张作霖啊,这些。 …… 要没有日本人,我们家不至于萧条到这种程度,这是从大的环境说。从小处说,我们是“内耗”。日本人来了,把我们家弄垮了。日本人走了,我们家又缓了一下。1945年、1946年那时候家里有一段还算可以。四七年,一下子陡转直下,就不行了。 苏:为什么一下子就不行了? 常:我们家败了,也是环境使然,没办法。那时候一方面家里是坐吃山空,越来越没钱了;另一方面就是物价,通货膨胀太厉害了。今天有一万块钱,隔上一个礼拜,这一万块钱就值一千块钱了,钱毛得太厉害。关于花钱的问题,我说说我的记忆,那是绝对真实的,经得起推敲、经得起检查的。 我花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伪币,日本(统治)时期的联币。总裁汪时璟当时就住地安门大街。联币在当时来说,通货膨胀不是很严重。日本人控制很严格,可有一套。他并不能允许这票不值钱了,什么都讲究配给。买盒火柴,那阵儿叫取灯儿,也按配给。跟解放后似的,什么都按购货本,什么都发票儿。联币没有大票面的,1块是黑的,5块、10块,10块是绿的,[比画]那么大,我们管它叫“大绿被卧”,再大的票儿也没见过。有硬币,也有纸币,1分的、5分的,上面是十七孔桥,雪青色的。1分钱可以买1个棒子面儿饼,枣饼。东西不贵,说明这币值还比较高。 到国民党时候就不行了。一开始花法币,1块的、5块的,紧接着10块的、50块的、100块的,都出来了。很快千块的,然后万块的。法币上头的人像是孙中山。花法币的同时,还有一种竖条的,咱们钱不都横条的吗,[比画]这是竖条的,叫“关金”,也是流通币,中央银行出的。和法币同时流通,币值几乎一样,没什么特殊,但竖条儿就叫“关金”。1万块钱一张是绿的,5000块钱一张好像是黑的。紧接着,这票子越花越大,甚至有10万、百万的票子。1948年10月底,百万的票子已经出来了,法币改成金圆券。怎么兑换呢?1∶300万,300万法币兑换1块钱金圆券。金圆券上面是蒋介石照片,1块是蓝的、5块是草绿色的,一开始确实很值钱,但也毛得非常快,贬值非常快。等到冬天的时候,已经出现100块钱一张的了,是粉红色的。在北京(时称北平)就出到100,再大的钱我没见过,紧接着就解放了。 我记得最清楚,1948年的深秋,我和我表妹常瑛在鼓楼这儿买俩柿子,一人一个,花60万块钱,合金圆券两毛。结果没过几天,我上学去,家里给我金圆券1块,当时我非常高兴,结果就买了10块饼干,就这么大[比画],在小摊儿上买的,极次极次的饼干,不可能跟现在同日而语。1948年的时候,1两金子值5亿法币,银号存款给的利息是多大?64分的利!你想想!如果当时通货膨胀不是达到这程度,能给64分的利吗? 苏:现在是不差不多有5分利? 常:哪儿有5分利呀!2.5,3就到头了,还是定期的。那时候活期利息都非常高,当然我那时候还弄不清是活期还是死期的,就是定期的,北京叫死期。64分利,可以想象。银行要赚钱,它不能赔啊,还要大赚。 苏:金圆券就能贬值到这种程度!那家里面赚钱的来源怎么样? 常:那时间已经不行了,来源就很困难了。仗着我爷爷卖古玩也好,给人打官司也好,或者给人办事,人家给点儿酬金,是这种情况。古玩已经就卖不出去了,乱世存黄金嘛,乱世时候谁买古玩哪,谁搞收藏啊?就赚不上钱了,几乎断档了。最繁荣的时候是1946年,抗战胜利了,转过年儿来古玩行一下儿就起来了,但紧接着急转直下。解放战争开始了,一打又三年,一直打到1949年。可以想见家里的收入情况,那时候就开始卖东西了,卖了不少。家里原来很富裕,卖出去也不显。 苏:也没弄点儿金子哈。 常:哎呀,我奶奶是很不会过日子、毫无心计的一个女人,生活能力、料理能力表现得很强,弄点儿什么都很像回事情,但持家上她不行。她是有今儿没明儿地那么过,并不知道我得存一部分。当时我爷爷没少挣钱啊!他有写日记的习惯,但是他日记写得隐晦,哪哪天进钱了,他不写进钱了,用红笔点了好多个红点儿在上头,今天去了哪哪儿地儿,都写上,也“噔噔噔”点好多红点儿,究竟多少钱?不知道,只有他知道。他死了,但日记还在啊。1952年、1953年左右,我一看他1946年的日记,到处排着都是红点儿,点得多钱数多,点得少钱数少,说明当时很好。如果会经营的话,哪怕你买一点银圆、买点儿金子存起来,应当有这个远见哪! 我们家里头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?对世界的、国内的形势茫无所知,一点也不关心。应该看得出来啊!东北都已经丢了,让解放军给占了,国民党已经溃退了。紧接着就是解放北平啊,淮海战役也打起来了,平津战役也打起来了。到那个时候家里并没有什么感觉,说:“呦!可了不得了,要打仗了!”还是怎么,根本就还是那么回事情。 苏:是不是因为这几十年,军阀来来去去的,大家也已经疲惫了,觉得跟我们老百姓也没太大的关系。 常:对了,是有这种关系。就是谁来了也得吃饭,谁来了也差不了,谁来了没准儿还能弄得更好呢,可能有这种想法。咱们就说得远一点,八国联军进北京,家里头也没受过多大的伤害,也没被抢也没被杀,房子也没被烧,平平安安算过来了,似乎也不要紧,外国人来了也不可怕。日本人来了,家里头也基本保了平安,毕竟日本人在市里头没怎么杀人,没听说把哪儿点火烧了,但杀人肯定是有的,什么敌对势力抓了就杀了,但没说到街上放枪又拿刺刀捅的,没有这种情况。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,也有统治方法啊,不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,倒不是对老百姓多么仁慈,这是两码事。家里也认为没什么事,可能共产党来了呢,也没什么事。就是这样,漠不关心。再有就是长期以来,对政治时事不通不懂、不闻不问。“北京口述历史”系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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