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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周观展指南|回眸中日“异域同绘”,疫后重启再读V&A

罗马人的独裁制度、观念及其现代影响

时间:2020-12-6 17:34 浏览量:81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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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3岁的张桂梅穿黑布衣,胸前戴着一枚红色的党徽,守在学校门口、食堂、宿舍。她用小喇叭催促学生:“姑娘们,快一点,跑快点……” 张桂梅拿着她的小喇叭在操场。 时间退回24年前,年轻的张桂梅穿紫色的皮鞋、蓝色的裤子、火红的上衣,经常进舞厅跳舞。这种生活在丈夫过世后“戛然而止”。1996年,张桂梅39岁,历经丧偶之痛的她,独自一人从云南大理喜洲到金沙江畔的丽江华坪县工作。 在这里,她深刻体会到贫困与落后:山里的女孩,前一天还在读书,后一天就嫁人了;有的父母离异后,双方都不要女儿;有父母让女儿辍学打工,供弟弟读书……她希望办一所女子高中,阻断贫穷的代际传播。 2008年,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(简称华坪女高)建立,张桂梅任校长,它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。当年秋天,尘土飞杨的校园迎来了第一届学生,95个大山女孩噼里啪啦地跑了进来。 一晃12年过去了,华坪女高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。2020年,159名学生参加高考,理科最高651分,文科最高619分。本科上线率达94.3%。至此,这所学校把近1800名大山女孩送进了大学校园。 从喜洲到华坪县 1957年6月,张桂梅在黑龙江省牡丹江边出生,她的母亲那时48岁了。 张桂梅印象中,母亲是小脚,常年瘫痪在床,一脸的麻子,只看得清两只眼睛。父亲脾气暴躁,是村里的主事,谁家有事都找他,但后来他不愿意干了。 张桂梅那时还未到学龄,听见父亲说,“不干了,怎么样都不干了”。她突然插了一句嘴:“你不干算了,长大了我干。”满屋子人笑歪了,说要等着她长大。 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,他们都很惧怕父母。张桂梅记得,有一次,她顶了一句嘴,一个晚上没敢回家。那时候,哥哥是哈尔滨跑莫斯科的列车员,经常戴大高帽,穿大皮鞋,但做错了事,照样跪在父母面前认错。 上小学后,每到清明节前夕,张桂梅约上小伙伴到山上采花,编织成花环。第二天,她们穿上白衣白鞋,系上红领巾,到八女投江的地方献花环。那个火热的年代,张桂梅在宣传队里主演江姐,喜欢唱《红梅赞》、《东方红》等。 1975年,张桂梅18岁,跟着姐姐南下云南支援边疆建设。彼时,母亲已经过世。她到大理喜洲后,很长时间不适应,直到认识了后来的丈夫。 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,丈夫在学校当老师,她在另一家单位上班。张桂梅记得结婚当天,她在学校跟两个小姑娘玩,结果,迎亲的队伍落下了她。他们再次来接她时,张桂梅生气了,让他们直接把新郎送回来。那天,他们有五对新人集体结婚,张桂梅去得最晚。她们都穿着平常的衣服、裤子,工会买了一些喜糖,领导说了一番祝福语,新人代表发了言。她如今回想起来,这种有时代烙印的婚礼非常有意思。 不久,丈夫考上了大学,毕业后又考上研究生。张桂梅也不甘落后,考入丽江师范学院。毕业后,两人进入同一所学校教书。 张桂梅说,丈夫是校长,每月工资六七百块,偶尔还会去外面上课,一节课30块钱。她那时花钱大手大脚,每天下馆子吃饭,喜欢去繁华的三月街玩,也经常进舞厅跳舞。有一次,她请假去成都玩,一个人把一家部队招待所包了下来。 潇洒快乐的日子在丈夫生病过世后戛然而止。因为结婚晚,加上两人忙于学习、工作,婚后一直没有要孩子。丈夫离世,她深感孤独,每天浑浑噩噩,对任何事提不起兴趣。 1996年,张桂梅离开大理喜洲,来到了华坪县。一开始,她在华坪中心学校任教,很快又调入华坪民族中学(简称华坪民中)。她去家访,发现很多家庭重男轻女,不重视女孩的教育问题。 第二年春天,张桂梅带着四个毕业班,同时查出了患子宫肌瘤。很快,县里知道了她的情况,为她发起了捐款,教育局用唯一一台车送她去医院。张桂梅的记忆里,学生摘了野核桃送给她,说吃了对身体好;有人走几个小时路,为了把省下来的路费钱捐给她;有人把本来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给她;还有的借钱捐给她…… 自此之后,张桂梅对华坪县的情感便生下了根。 华坪县城,被大山围绕。 “我有一个梦想” 2001年,张桂梅在华坪民中任教,兼任县儿童福利院“儿童之家”院长。福利院收了36个孩子,最小的2岁,最大的12岁。张桂梅成为了他们的“妈妈”,为保证他们的吃穿行住,四处奔波。 她利用寒暑假到处筹集资金,有人可怜她,给她一点钱。很多人认为她是骗子,驱赶她,甚至放狗咬她,撕破了她的裤腿。她也不泄气,累了就在路边歇会儿,渴了就讨一口水喝。但几年下来,她只筹到一两万块钱。 每个傍晚,张桂梅会从学校回到“儿童之家”,看看孤儿院的孩子们。 那几年,张桂梅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,全国师德标兵,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。 与此同时,她慢慢发现,福利院孤儿们的不幸大多与母亲遭受的苦难有关——有杀死家暴丈夫而获刑的母亲;有因为重男轻女陋习导致分娩死亡的母亲;有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家出走的母亲。 她产生了办免费女高的想法。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杨文华记得,2004年9月,他陪同张桂梅去北京录制央视教育频道的节目。在路上,张桂梅跟他提起想办免费女子高中,杨文华当场提出了反对,“什么年代了,你还建女高?” 杨文华劝张桂梅,建女子高中需要不少资金投入,比如至少需要生物、物理、化学三个实验室。 张桂梅当时心里盘算:两万建一个实验室,五六十万建一所免费高中。 “她太天真了,五六十万建一个实验室都不够。”杨文华说。即便如此,他们从北京回来后,华坪县政府还是对此组织了讨论,但无人支持张桂梅。 2007年,张桂梅成为党的十七大代表。去北京前夕,华坪县委见她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,给了她几千块钱,让她去买一套新衣服。张桂梅舍不得花钱买衣服,她把这笔钱攒下来,打算用在孩子身上。 她上北京时就穿着平常的衣服,有记者把她叫到一边,让她摸一摸自己的裤子,她才发现,裤子上破了两个洞。那一夜,记者跟她聊到深夜,谈论她关于创办免费女高的梦想。 第二年初,张桂梅到北京录制节目,碰巧在哈尔滨的哥哥生病了,打电话来说想见她。张桂梅想着,等录制完节目再回去看哥哥。却没想到,哥哥很快过世,她没能见上最后一面。 不久,张桂梅的访谈报道《我有一个梦想》广泛传播,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。那时候,华坪县有两所高中,一所公办高中,一所民办高中。2008年4月,华坪第三所高中——丽江华坪女子高中(简称华坪女高)正式建校,云南省、丽江市、华坪县政府先后投入了近6000万元。 这年,杨文华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,他记得女高建设初期遇到各种问题,张桂梅很操心。教室开裂了,学校的维修等,她都第一时间赶到。 华坪电视台记者王秀丽说,有一天,张桂梅突然打电话给她,一边哭一边问:“你在哪里?我都要死了,你还不来看我?”她立即从镇上赶去福利院,张桂梅哭了一个下午,她陪着哭了一个下午。 后来,杨文华告诉张桂梅:“你集中精力抓教育教学,其他的我们去管。” 当年秋天,95个女孩报名华坪女高,除个别上了高中分数线外,其他都在分数线以下,她们全部来自大山。 2008年9月1日,华坪女高正式开学了。周云丽是首批入学的学生,在她印象中,开学那天下着小雨,教室楼外一片凌乱,学校还在紧张建设中。张桂梅守在门口,看着女学生们三五成群,拖拖拉拉地走动,生气地说:“你们做事情太慢,高中不是这样读的。” 投奔女校的人 周云丽1岁时,母亲就过世了,她和姐姐周云翠由父亲拉扯大。 父亲有残疾,经常早出晚归,家里的收入主要靠他种西瓜、芒果,养猪,以及帮别人除草。一家人生活拮据,在居住的那间土木结构的老屋子里,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彩电。 大约七八岁起,姐妹俩开始做家务,后来又帮忙干农活,去集镇上卖菜。 因为家里没有儿子,又是单亲家庭,他们家在村里没少受人欺负。父亲希望她们能走出大山,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们读书。2007年,姐妹俩同时初中毕业。家里没有钱,父亲到处筹钱,很是忧愁。周云丽眼见父亲站在猪圈门口、院坝边上、关毛驴的地方,一根烟接着一根抽,一语不发。 中考前夕,周云丽听初中班主任说,隔壁在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,由华坪民中的一位教师过去管理。那里不用交学费,只要花一些生活费,那时候,一般高中每学期一千多元学费,另外还有学杂、住宿费等。周云丽听后兴奋地跑去看,一栋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。 后来,姐妹俩都报了华坪女高。 华坪女高一学生家里。 那一年,张桂梅到云南师范大学做宣讲,提出阻断女子世代贫困的办学理念,吸引了当年的毕业生张红琼。出生于农村的她,家里有七姐妹,作为唯一的大学生,她对此深有感触。 张红琼毕业后,跟着张桂梅来到华坪县,成为华坪女高的一名数学老师。 她记得,2007年8月8日,他们几个教师去学校,地上全是水泥,教室里落满灰尘,乱糟糟一片。张桂梅带着他们搞卫生,打扫教室,把“儿童之家”的床扛过来,之后安装、铺床铺,并把学生的名字贴好,干了整整十天。 事实上,刚开学时,华坪女高只有一栋教学楼,没有厕所、食堂,围墙。杨文华回忆,当时那里很糟糕,根本不像一所学校,男老师住在楼梯间,女学生坐在教室角落。 很快,张桂梅发现,招来的学生底子差,每次考试县里排名,华坪女高总是垫底。她很着急,去外地学习教学方法,试图让学生自主讨论,但结果更糟糕。“有的学生,老师跟她讲了八遍,她还是不会做,坐在那里哭。” 张桂梅压力非常大,她去丽江市找领导,说她们的学生不排名次,市里的领导也同意了。但她转念一想,学生成绩上不去,来学校白吃白喝三年,又有什么意义? 没过多久,当时学校的17位教师走了9个。 张桂梅没有办法,到教育局找杨文华。杨文华安慰她说,如果实在干不下去了,就把学生并到华坪一中。事实上,早在华坪女高创办以前,他就曾建议在华坪一中办一个“桂梅班”,但张桂梅没同意。 她不愿意放弃,相信老师苦教,学生苦学,总会改变这种现状。别人早上六点起床,她们五点多起床;别人晚上十点睡觉,她们有学生十二点还在走廊看书。高中三年,她们每个暑寒假都补课,最多放半个月的假。农村的孩子不怕吃苦,肯下功夫,慢慢的,学生成绩出现好转。 延续到现在,华坪女高的学生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、洗漱,一直要到晚上12点20,她们才熄灯睡觉。 7月13日中午,张桂梅拿着小喇叭,端坐在食堂的凳子上,手机里放起了红色歌曲。很快,一群女学生冲了进来,她们“噼里啪啦”吃完饭,又跑回了教室。几百个学生在10分钟内像一阵风,来了又走。 华坪女高的学生在食堂吃午饭。 婉拒捐款 学生的成绩没有起色,教师张红琼也曾动摇过。有一天晚上,她准备向张桂梅辞职。走到门口,她把头贴在墙上往里面一看:张桂梅正在吃药,桌上摆满了药瓶子。吃完药,她又往身上、脖子上贴药膏。看到这一幕,张红琼很受触动,决定安心留下来教书。 黄付燕是2008届学生,她记得,张桂梅身体不好,经常跑医院,但每天都回学校,用小喇叭叫她们起床、吃饭、睡觉。那时候的学生,敏感、内向,害怕跟人交流,但她们懂得感恩,想上大学,不怕吃苦。 2011年夏天,华坪女高第一届学生高考,综合上线率100%,一本上线率4.26%。这个成绩超出了预期。 周云丽姐妹,一个考上了云南师范大学,一个考入德宏师范学院。那年夏天,得知女儿们都考上大学后,辛苦了半辈子的父亲终于眉头舒展开了,高高兴兴地背着鸡、鸭,蔬菜去感谢张桂梅。 2015年秋天,黄付燕从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,进了杭州一家公司。第一个月,她领到了3500块钱工资。她很高兴,回家给父母买了些衣服,又捐了1500块钱给华坪女高。 黄付燕记得,张桂梅很高兴地接受了捐款,还给她开了一张收据。那张收据她一直保留着。 第二年,黄付燕带着男友回母校,准备了2000块钱捐给女高。张桂梅得知她在上海没有正式工作,婉拒了她的捐款。2018年,黄付燕第三次回华坪女高,她那时没有上班,带着丈夫,手里抱着出生不久的小孩,准备了3000块钱捐给女高。张桂梅老师再一次拒绝了她的捐款。 黄付燕很难受,觉得愧对学校和张老师,走出校门后,她哭了。 之后,张桂梅拒绝毕业生回校看她,甚至经常谎称自己不在学校。她不希望学生背负回报学校的压力,“她们从大山走出来不容易”。 2019年5月,黄付燕考上了贵州的特岗教师,成为了一名小学数学老师。 黄付燕说,不像其他学校的学生,所有东西都是父母给的。“我们华坪女高的学生,吃穿住学都是社会上捐赠的,更多是政府捐赠的。” 星期一课间,老师和学生在操场进行入党宣誓、入团宣誓。 十万里家访路 周云丽曾差点被张桂梅打。 一个周末,她跟同学相约一起外出,张桂梅不让她出去。那时候,张桂梅刚去了她家走访,见到了她残疾的父亲和年迈的奶奶。张桂梅觉得,学生应该抓紧时间学习,不该随便跟着去玩。 周云丽坚持要出去,张桂梅气坏了,拿起老人机砸过去,没有砸中。她又想要摔凳子,被两名班主任拉住了。张桂梅记得,周云翠当时也跑了进来,一副要保护妹妹的架势。 张桂梅觉得,家访能了解一个孩子,激发她们的学习动力。12年来,她去过每一个学生家里,走了十几万公里的崎岖小路。看着她们的家庭情况,张桂梅经常恨铁不成钢,骂她们,甚至用书本摔她们。 7月16日,张桂梅到一学生家里家访。 一开始,姑娘们很害怕,觉得她凶,后来也知道是为了她们好,慢慢心存感激。 王秀丽曾多次陪同张桂梅去家访。一开始,她不理解,觉得开一次家长会就可以了,为啥一定要跑老远去家访。她去了后才发现,很多家长不会讲普通话,山路崎岖,交通不便。 有一次,他们去一傈僳族学生家家访。山路不好走,王秀丽一路走一路抱怨,张桂梅一句话也没有说。他们到学生家时,天都快要黑了。张桂梅坐在屋子里,跟父母聊了一会儿,很快又往回走。走了一段路,王秀丽发现她的外套不见了。她问“张老师,你衣服哪儿去了?”张桂梅淡淡地说,“给孩子妈妈了。” 张桂梅说,第一届学生家长看到老师去家访,都感激流涕。但也有几个例外。有一次,一个学生读着读着,突然回老家不来了。张桂梅跑去学生家一看,弟弟在那里做作业,姐姐在那里干农活。妈妈不停地说,女儿不该去上学,应该去外面打工。 张桂梅问:“都不收学费了,为什么不让她上学?”妈妈说:“考上大学也供不起,不如现在就出去打工。”“姑娘这么小,可以去干嘛?”对方回复她说:“她可以去餐馆帮人洗碗啊。” 一些这种家庭的孩子,最终被她带回了学校,但也有个别最后辍学了。 华坪女高免学杂费、住宿费,校服费等,个别家庭条件不好的学生,还可以申请生活补助。7月16日,高一的李嘉明申请生活补助,班主任将此事告诉了张桂梅。 几年前,李嘉明的父母离异,她被判给了父亲。在她的记忆中,父亲常年酗酒,少有清醒的时候。初二的一个夜晚,父亲喝醉了,骂她是害人精,害得他家破人亡,还半夜把她赶出了家门。 此后,李嘉明便很少回家。母亲帮她在镇上租了一间屋子,每个月给她生活费,偶尔也去学校、出租屋看她。但时间一久,继父又对此有意见。 张桂梅知道后很生气,但更多的是无奈。她决定去李嘉明父亲家里看看。他们家在荣将镇宏地村,离县城约30公里,开车一个多小时。山脚下的一间土木屋,门没有锁,屋子里空空荡荡,人也联系不上,张桂梅白跑了一趟。 回到学校,张桂梅让李嘉明把租的房子退了,放假就住到“儿童之家”,生活费由华坪女高出。 忙着忙着就老了 华坪女高位于县城东侧的狮子山脚下,这里曾是华坪民中的厕所,每到盛夏,金黄色的芒果挂满枝头。2015年,它完成基础设施的建设,占地76亩,有校舍6栋,累计投资9千多万元。 张桂梅节省到吝啬的地步,为学校师生以及教育系统的人所周知。她常年穿着破旧的衣服,十几年吃素,甚至生病了也不愿意去医院。但她把自己多年的奖金,社会对她个人的捐赠等100多万元,全部投入了华坪女高。 据华坪县宣传部给的资料显示:华坪女高为贫困学生减免住宿费、学杂费等,累计1335.06万元。 这些钱,全部是学校募捐而来,有各级政府给的办公经费,企事业单位给的捐赠,还有个人给的捐款。即便如此,华坪女高的支出依旧是一笔沉重的负担,张桂梅担心这种模式难以为继。 华坪县教育局党委书记胥国华此前曾负责华坪女高的基础设施建设,他说,华坪女高最初按18个教学班,900人的办学规模设计。后来因为学校的资金有限,每年只招收100到160人,最多的时候,学校一共五六百学生。 因为免学杂费和高升学率,自第一届学生高中毕业后,报名华坪女高的学生越来越多。张桂梅说,她招女学生的标准主要有两个:一个是看是不是农村户口,一个是看她的中考成绩。 自今年媒体报道后,张桂梅成了网红,华坪女高也跟着上了热搜。这段时间,学校办公室主任张晓峰每天接到几百个电话,有想来华坪女高读书的,想免费为张桂梅看病的,想捐赠给华坪女高的。张桂梅很高兴,同时她又很担心今年报名人数猛增,但学校招录人数有限。 她有时也不去想这些,觉得到时总有办法解决。一个人安静下来时,张桂梅会觉得孤独,想起黑龙江的姐姐、侄子,但他们都不能理解她,“觉得我眼里只有这些孩子”。她心情不好时甚至不知道打电话给谁,她说,忙着忙着,就把自己给忙老了。 这两年,张桂梅身体越来越差,疾病缠身——高血压、支气管炎、骨瘤……体重从一百三十多斤掉到了九十多斤,她甚至站不起来,干瘪的四肢在衣服里面晃。 张桂梅在校长办公室。 “儿童之家”福利院的张惠华记得,2018年初,张桂梅病危。他匆匆跑进医院,看到张桂梅吸着氧,眼睛闭着,处于半昏迷状态。张惠华吓坏了,大叫“妈妈,妈妈……”张桂梅醒过来,一脸疲倦,但她说自己没事。 那一次,华坪县县长来看望她,张桂梅拉着县长的手说:“我情况不太好,能不能让民政部门把丧葬费提前给我,我想看着这笔钱用在孩子们身上。” 张惠华希望她保重身体,多休息,但张桂梅不听,只要身体稍微好一点,她一溜烟又跑去了学校。 张桂梅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,“能做一点是一点,能帮一个是一个”。目前,她最大的梦想是,女高有学生能考上清华北大。2020年,华坪女高有159名女孩参加高考,在张桂梅眼里,这是建校以来学生基础最好的一届。受到疫情的影响,一些学生没有手机,一些家里没有信号。令人欣慰的是,2020届华坪女高的一本上线率达44%。 张桂梅又送走了一届毕业生,63岁的她步履蹒跚,面如蜡色。7月13日,有人想跟她合张影,她说,“美颜一下,我有点丑。” (文中人物李嘉明为化名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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